翻查历史书籍可以发现，唐代贬官的主要安置职位包括刺史以及刺史以下的其他一些地方官职，如州县令尹、丞尉、别驾、长史、司马等。 除了刺史，其他官职地位普遍较低，通常是用来安置贬官的空缺职位，基本上只是形式上的安排，充当空缺而已。
唐代除了这些明显的外派官职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安置职位，如节度使、东宫官、东宫东都分司官等。这些官职的品级有的甚至超过了被贬官员之前的职位，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职位仍然属于贬谪的一种形式。为了解释这些官职为何成为贬官常见的安置职位，以及被贬为这些职位的官员有哪些特点，下面将分别说明。 杜佑在《通典》一书中，精妙地总结了唐代官制的特点：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这表明使职与职事官在唐代是并列的重要设置。 节度使是使职之一，其前身是都督和刺史使持节，最初是皇帝委派边疆刺史、都督为特使，统领边防大军。节度使早在高宗时期就已出现，然而，作为一种使职，其临时差遣的性质仍然很强，任务完成后便会解除。直到睿宗景云二年的贺拔延嗣，节度使的任职才逐渐长期化，职权辖区逐渐固定。之后，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控制，玄宗将节度使的数量增加到十个。 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央为了应对战乱，增设了许多节度使，尤其是在内地，刺史开始兼任军务，因此节度使和观察使的数量迅速增加。至元和中期，节度使的数量已达48个，晚唐时期，藩镇的数量更是多得无法计数。 在这些安置贬官的节度使、观察使中，有的明确表明是贬谪，并且在其贬诏中写有谪词，如《孔纬荆南节度使制》和《张浚鄂岳观察使制》这两篇制书就明确显示是贬降。 这两篇贬诏便是张浚和孔纬在战败之后被贬为节度使的诏书，贬谪的罪辞中提到：且陈谋画，累赞征行、并汾之防孽未除，蒲晋之生灵已尽等等，成为他们被贬谪的依据，因此这类节度使明确是贬降。 另外，也有一类节度使的授职并没有明确写明为贬谪，且其诏书中也没有提到谪词，甚至仍带有如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务。例如李德裕、李逢吉、杜黄裳、刘瞻、王铎等人，他们的任职制书在《唐大诏令集》中被归为出镇类，且没有包含贬谪的内容。 李德裕便是在武宗去世、宣宗即位时被调任，虽然他曾在外地担任节度使、观察使等职务，远离政治中心，直到武宗即位后才被重新重用。武宗在位时力图削弱藩镇的势力，恢复朝廷权威，李德裕也在抵御回纥入侵、平定泽路叛乱、改革朝政方面提出了许多政治见解。但宣宗即位后，朝政发生变化，李德裕被罢相并被调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这种特承恩顾给了政敌可乘之机，使他遭遇打击。 节度使是唐代中后期常见的官职，虽然有相当的权力，但远离朝廷权力中心，因此常常成为宰相及其他重要官员的贬谪去处。这些官员一般都有较强的能力，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外，贬谪通常只是为了将其移出权力中心，并非完全放逐。因此，这类节度使也成为唐代贬官的常见安置职位。 东宫官是专门为培养和辅导皇帝的继承人——太子而设的官职。东宫的人员配置非常严密，通常有太子太师、太傅、太保等高级职务，品级较高。这些东宫官员通常来自前朝的老臣、宗亲或朝廷宰相等重要职位。 唐高祖、太宗、高宗时期特别重视东宫官职，许多东宫官员还兼任朝廷宰相。然而，到了武后时期，随着她逐步扩张政权，太子的地位频繁更迭，东宫官职的设立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宗时期不太重视太子培养，导致东宫官员人数减少，且质量参差不齐。到睿宗即位时，太子李隆基的东宫官员逐步得到加强，但到了玄宗时期，由于他对东宫权力的警觉，开始减少东宫官员的权力，许多职位变得空虚，成了安置贬官的职位。 此外，在东宫官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另一类职务——东宫东都分司官。东都即洛阳，唐高宗时期开始修建洛阳宫，并设立了与长安相类似的官职体系。虽然安史之乱后，天子再未东巡，但东都的东宫官依然存在，并逐渐成为安置贬谪官员的常见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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